向叮当：《清官与家风家训的故事》

作者    向叮当

清官这个词是民间对好官的统称。在正史的记载中没有这个称呼，一般称作"循吏"、"良吏"、"廉吏"等等。正史典籍的称呼反映的是政府对官吏执行政策的要求，当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各个时期对官吏的要求重点不同。概略的讲，在战国、秦及汉初，由于法律在国家初步制定和实行，官僚体制刚刚形成，尤其需要遵守和执行，守法就成了各级官吏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好官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在全民推行儒家学说，所谓的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到了三国末期，司马懿从汉末动乱和官场的陋习中强调：“清、慎、勤”以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大概好官被称为清官也从这里始。汉代以后，尤其是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国家教化后，大小官吏都明白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知道的事。修身的过程也是思想，品德净化，升华的过程。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形成的官僚主体，官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在老百姓眼里要高明得多。老百姓“以吏为师”把官员的各种道德品质，行为处事，甚至言谈举止奉为楷模，典范，表率的思想一直流行到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老百姓对官员的崇拜不只是一种对权利，地位的崇拜，更是对具有高尚的品德，情操，丰富的知识，足够的智慧，公正，公平的行为能力的认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推崇的清官，是知法，守法，公正，清明廉洁，不畏强势，强权的好官，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符合朝廷的需要，也注重给老百姓伸张正义，体惜民情，为老百姓分忧解难。这些好官，对封建王朝的巩固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 

海瑞，被人们称为清官，他最大的表现就是以国家，民生为重，不畏强势，强权，直言上疏。他以六品小官的身份，抱着必死决心上疏，指责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他呈上的这道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经过丞相徐阶的奔走，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海瑞铁面无私，即使面对对自己有着救命之恩的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根据《明律》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还有个故事叫“廉石”。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名叫陆绩的官员为政清廉。他任鬰州(现广西玉林)太守几年，任期届满还乡时，一家四口及全部家当不足一船。装完船后，艄公三篙头对陆绩说：“你任太守多年，今日还乡所带东西不及一介寒士。船太轻了遇到大风很危险，得想办法增加一些重量。”陆绩与家人商量后，买了一担笋干，两只坛子，装满咸菜以压船舱。但船还是太轻，而此时陆绩身上的银两所剩无几。怎么办？忽然他看到岸边有一块七八百斤重的大石头。经打听，这块石头没有主人，陆绩雇请民工把它搬上船来。 行至中途，一帮水盗拦截了官船。他们蹿上官船，揭开正在煮菜的锅盖一看，里面仅是一点青菜。道：“看来你这个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定是个守财奴。”他们翻箱倒柜，打破坛子，结果一无所获。当他们揭开舱板看到那块大石头时，个个疑惑不解。艄公介绍：“这块石头是作压船之用。”水盗首领听后感慨地说：“我在江湖闯荡多年，今天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官员，这样的官船。”艄公说：“陆大人为官两袖清风，就是俸银，他也常常拿来周济百姓。如今离任返乡，只有几件破行李。”水盗首领听说眼前就是以廉政爱民著称的玉林太守陆绩，抱歉地说：“如果早知是陆大人的船，我们就不来了。”
   陆绩以石压船还乡成为美谈。几个士人把陆绩用来压船的那块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廉石”                                    

明代清官江一麟夫妇相规：江一麟是婺源人，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将北行，他取出俸银十两，令州民赵锷修船。及登舟，见修理一新，问花了多少银子？赵锷说10两。江一麟不信，认为10两银子不够，便暗查各色工匠费，实际上花了20多两银子。于是又取银6两，扇子30把，墨2斤，折银4两多偿还。赵锷不肯收，但因江公坚持，只好收下。江夫人一向贤惠，谓公曰：“既知10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则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必又用这些折银？”江公不禁脸红，赶紧又补了4两银子，赵锷更加不敢收下。江公生气地说：“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清初作家龚炜对此评曰：“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为歉，公以夫人之语，而犹以不如妇人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者尽哉！”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话：江县官认为补偿赵锷的银子已经够了，江夫人认为用扇子和墨折银不太道义，江县官用夫人的原话来说事，不因为是夫人说的感到愧疚，以此可见江县官以善至善，施德教导民众是尽力的。这个故事在今天感人的不是龚先生的愿意，而是，作为官员一定要诚信，该付银子的一定要付，不能以物抵银，占老百姓的便宜。根不能贪污受贿了。

宋朝宰相范质。一生崇尚简朴生活,起居从不奢华。一次范质生病,宋太祖亲往探视,见他家茶具是粗瓷盘杯,睡的是硬板床,盖的是旧被褥,用的是粗制的家具。他越看越看不下去,堂堂一朝宰相,就穷成这样?于是吩咐给范质送去雕镂床、鸭绒被和精美的酒具茶具。范质却谢绝了皇帝的厚赠,说:“我现在用的一切都很好,朝廷给我的俸禄,并不是置不上好家具,我是宰相,如果生活上奢华,别人就会效法,就会影响朝廷的风气,对国家是很不利的。”宋太祖听了,感叹不已说：“你是真正的宰相啊!”

封建社会的清官不仅留下了许许多多廉政清明的事迹，他们把自己做官的感受和希望精心总结，为家庭后代的也留下了许多保持良好的品德价值观的家训。在今天也是有着非常的教育意义。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说：

“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
　　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这段家训的主要意思是：做个好人，便是成功。

诸葛亮46岁得子诸葛瞻。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不庸，不免于下流。”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对儿子和外甥要求：要他们有远大志向，戒绝欲望，心态平和，珍惜光阴，重视学习。诸葛亮对儿子的训诫非常细致：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这段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包拯的家训更是严格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在下又接着要求：“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古代的贤达不仅注重自己的身心修养对后代的培养教育也以德行为重。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好的母亲现身做法教育做官的儿子如何遵守官德。

教子有方的南齐吏部尚书张绪

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成名望。

孔子的《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的就是做人之道。历史上的清官、廉官、勤官、绩官、能官，都是讲求官德官格的模范，他们以自身的爱国、为民、勤政、重义、忠诚等高格美德。他们的行为为我们留下了学习借鉴的榜样。
官德表率黄炎培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黄炎培，曾有一个坚定的志向：一生造福公众，拒不做官。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电召他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送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后来，蒋介石也是对他又恨又怕，又打又拉，几次封官许愿，许以特权，但他毫不动心，一一婉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岁的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在大连的儿子黄大能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很纳闷，后来到北京出差，见到黄炎培问道：“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黄炎培答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官。” 从不愿做官到做人民的官，反映了黄炎培的正气、节操和可贵的官德。

一切腐败分子，究其犯罪的主观原因，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谋私不用权，离休没本钱”。一个巨贪说的这句话，可谓概括出贪官做官的动机、心理。为什么做官，是为自己谋私、发财而做官，还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而做官?这里反映的是做官的动机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动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官德；有什么样的官德，就会做出对人民有利或有害的事情来。好的官德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坏的官德，必会误国害民。可以说，官德是为官者最基本的平常心。而要以德治官，则必须重视严格考察、培养、选拔干部，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千万不要被会钻、会送、会装、会吹、会骗的动机不良者的假象所迷惑，把他们当作“优秀苗子”而大加重用，只有对动机进行考察，才能把预防腐败的工作前移，进而从源头上治住腐败。一个干部，一旦忘记了人民的利益，便会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去欺压人民，去谋取不义之财，他的官质也就变了。为官就要像黄炎培那样不当腐败官、谋私官、污秽官，而去认真地当好人民的官。